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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共产党的官,是为了干更多的活”

中国煤炭报 作者:胥德义 张洁 2019-07-04 17:34:21

有子女曾经问过他:“爷爷奶奶要求你不能当官,那你为啥还干了一辈子厂长?” 张国禄回答:“共产党的官,是为了干更多的活。再有,你们不觉得我这个官当得比工人还累么?”

他不是达官显贵,也不是顶级专家,只是一位百岁老人;他不曾声名显赫,也不曾手握重权,但是,他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工作了半个世纪,尽到了一位煤炭人的本分,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。

他出生在伪满时期,参与了新中国的解放,他把全部家产捐给百废待兴的国家,然后一头扎进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。

他经历了国家的苦难,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倒他。他总是乐观地对待着眼前的一切。他经历了国家的波折,遭受不公的对待,没有动摇他跟着党走的信念。他见证了国家由弱变强,他时刻叮嘱自己的后代要热爱祖国热爱党。他在70岁的时候,把自己的生日改在7月1日过。

退休之后,他热衷于公益事业。知道哪里发生了灾难,他就会组织家人积极捐款捐物,尽一己微薄之力。如今,他已经百岁。他的眼,见证了新中国70年的风云变幻,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、成长、强大。他就是原辽宁省北票矿务局《北票矿工报》印刷厂厂长张国禄。

“共产党的官,是为了干更多的活”

在1920年的一天,辽宁省朝阳县(今朝阳市)一个叫郭家村的村庄里诞生了一个男婴,这个男婴就是张国禄。

家庭虽然贫穷,但张国禄开明的父母还是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学有所长,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。父母省吃俭用节省下钱,把张国禄送到了学校学习。张国禄有幸读完了完小。在那个年代,他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了。

张国禄读书的年代,还是伪满时期。父母看透了当时社会的黑暗,自小给他定的规矩就是长大了无论做什么工作,坚决不能当官和当警察。

带上所有家产,跟定共产党

17岁时,张国禄进入了朝阳一家叫作三元堂的印刷厂,成了厂里的学徒。

这家印刷厂主要给书店印书。做印刷虽然不是重体力活,但这个工作讲求精细,处处需要动脑筋。如何排版快,如何排版美观,如何排版会减少差错,这都需要花时间琢磨和积累。张国禄似乎天生就是学印刷的料,进入印刷厂没到半年,便把各样技术学通了。从工作一开始,张国禄便明晓了精益求精的道理,虽然排版、印刷、装订、裁切各样技术学得门儿清了,但他并没有急着出徒,还是潜心在厂子里向老师傅们学习。

1940年,当时北票的一家印刷厂想找一个成熟的印刷师傅,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张国禄。那年,张国禄刚刚20岁,那家厂的厂长一看他年轻的样子,心里有些没底。可是听说张国禄技术非常精通,还是把他录用了。

结果,进厂没多久,张国禄的才能便全部展现了出来。当年,北票县城里共有三家印刷厂,由于张国禄的到来,他所在的新华印刷厂一下在同行中显露出来。张国禄虽然年轻,但在印刷厂里从厂长到工人,都非常尊重他。

张国禄从懂事起,就看到了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45年5月,冀热辽军区扩大解放区,开辟热河、辽西地区。北票正处于这片地区。张国禄的命运也是从那时起,开始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

八路军在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想要生存,必须要有自己的钱币在社会流通。于是,他们在奉天(现在的沈阳)把边区票(八路军在根据地流通的钱币)的模版运到了北票。当时,由于战乱频仍,北票的三家印刷厂厂长全扔下厂子跑到了外地,张国禄买下了新华印刷厂。八路军找到了新华印刷厂,作为当家师傅和刚上任的厂长,张国禄还坚持在厂子里。

因为技术好,又有现成的模版,张国禄的新华印刷厂顺理成章地成了根据地印钞厂。工厂开始没日没夜地为八路军印钞,边区票源源不断地通过张国禄的手走向了全区。他为人的可靠和技术的精湛深得八路军领导的认可和信任。

日军投降后,辽西地区陷入了国共战争之中。但是那时的张国禄已经下定决心,坚决跟着共产党干事业。

1945年底,军队上的一位领导找他谈话,要求他要进步。当时张国禄还不明白进步是啥意思,还向组织保证一定好好工作。他认为好好干工作就是进步。没过多久,那位领导直接跟他谈了话,希望他入党。张国禄非常高兴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46年,战事紧张,党组织决定带着印刷厂向赤峰转移。转移的前一天,一位姓李的领导请张国禄吃饭,在饭桌上,他向张国禄宣布,军队明天就出发,张国禄要随着组织一起转移。

那时,张国禄已经在北票成了家,有一个女儿,但听到这个消息后,他没有犹豫,连夜召集工人开始拆卸机械设备。第二天,他匆匆告别妻女,带领工人随着部队出发了。

当时正是寒冬腊月,行军队伍中两辆马车拉着印刷厂的所有家当,张国禄骑着马押着车。有的战士看着他很不解:这样年轻的人怎么骑上了马?有军官告诉战士,可不要小看这个人,这可是咱们的银行行长。

1947年,共产党正式接手了从清朝就开始开采的北票煤矿。张国禄带着所有工人和设备一起加入了北票矿务局。

张国禄说:“我从一穷二白做起,现在有了这些家产,这都是党给的。现在我把它交出来,只想为党干更多的事。”

带着印刷厂加入北票矿务局后,张国禄被正式任命为印刷厂厂长。

一直到1980年退休,他从来没有换过岗位,在这家印刷厂无怨无悔地工作了一辈子。

一心扑在事业上,时时看出是党员

出生在解放前的张国禄一生经历很多,他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。翻身当主人后,他说,为党干工作,浑身上下都是劲。组织上虽然任命他为印刷厂厂长,但是他把自己当成了煤矿的一名普通职工,只不过自己懂印刷就从事了这项技术工作,别的人能采煤就成了井下工人。分工有不同,都是干革命。早些年,矿务局的煤矿工人都是给日本人挖煤,而现在,他们是为新中国挖煤,张国禄看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

在印刷厂,工人们对张国禄最服气的不是他业务精,而是他的敬业。在厂子里,工人哪项业务不行,张国禄不会发脾气,但要是谁浪费了纸张和油墨,难免会受到他一顿教育。张国禄一直把公私分得特别清,公家的财产谁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侵占。

由于印刷厂业务多,通常过年也不能休息,很多年的春节,张国禄都留在厂子里值班,赶上任务紧,他会亲自上一线。他的小儿子张永明说,小时候有好几回除夕夜,父亲在厂子值班,家里没人包饺子,就让他到邻居家或是工友家蹭年夜饭。但是孩子对张国禄没有任何埋怨,他自豪地说:“我们是从我爸的身上看出来党员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张国禄老人的妻子原来是一名街道干部,贤惠能干,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。由于意外受到了一些刺激,她精神失常了,虽然在不停地求医问药,但一直到71岁去世也没有医治好。妻子刚病时,家中最大的女儿15岁,往下还有两儿一女,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。厂子的任务本来就重,妻子病倒后,张国禄只好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邻居们时常能看到,张国禄一边哄着犯病的妻子,一边管着四个儿女。但就是这样,印刷厂的业务硬是一点没有耽误。

1969年,张国禄被下放到北票林场劳动。大女儿和大儿子随着城市青年下乡到了农村。在农村劳动2年之后,大儿子张永强参军入伍了。张国禄见到儿子穿上了军装,非常高兴。他一再叮嘱大儿子,到了部队要勇于吃苦,要积极靠拢党组织,无论何时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。

张国禄平反后,和大女儿一同下乡的青年陆续返回了县城,青年点只剩下了大女儿一个人。大女儿说,好多回想让父亲找找关系,把她调回家,但每次话到嘴边都咽了下去。因为她知道,父亲不会为个人的事去和组织开口,也不可能为她坏了多年树立起来的党员形象。

张国禄所在的印刷厂效益很好,矿上的很多人都找张国禄想把子女亲属调到印刷厂工作。张国禄从来不开这样的“绿灯”。他说,“一切由组织定,由工作需要定”。一次,一个领导找到张国禄,说可以把张国禄的小儿子从井下调到井上工作,交换的条件是张国禄把他一个亲戚的名挂到报社印刷厂,不开支都可以。张国禄没等人说完就回绝了。他的小儿子在井下工作了4年后,因为技术需要才得以升井。

“在工作上,我们子女没有一个人沾上我爸的光,但是我们服他!”小儿子说。

当年,印刷厂为了工作需要购买了汽车,司机成了热门岗位。有人推荐了张国禄的小儿子当司机,可是,张国禄在报上来的名单中,第一个划掉的就是小儿子的名字。对此,小儿子张永明有些不理解:“我不指望沾你什么光,可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就拿掉我的竞选资格呀。”张国禄有他自己的想法:“就因为我是厂长,是党员,所有人都看着呢。”

1980年,张国禄年满60岁,他从印刷厂厂长的位置上退休了。在这个岗位上,他同时兼任着党委书记、广播站站长、行政处处长等职,手下管着幼儿园、招待所,最多时管理2000多人。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,对他的评价都很高。

张国禄退休后,有一次,报社领导对他说:“您回来当个名誉厂长吧,一直到去世,我都给您开厂长工资。”面对这个提议,张国禄拒绝了。他说:“如果没有干工作,白拿这个钱,我心里不安。”

张国禄退休后,有子女曾经问过他:“爷爷奶奶要求你不能当官,那你为啥还干了一辈子厂长?”张国禄回答:“共产党的官,是为了干更多的活。再有,你们不觉得我这个官当得比工人还累么?”

张国禄退休时,报社职工家里有40多个待业青年没有工作。平日里,这些青年有的上街惹是生非,有的宅在家中混日子,做父母的都为这些年轻人犯愁。为了解决这些青年的就业问题,报社提出让张国禄再建一个印刷厂。张国禄这回欣然答应了,他说:“只要能让年轻人有事干,走正道,我还是有价值的。”

他带领这些待业青年,买来了建筑材料,在社里划出的地皮开始了自力更生。年轻人一看老厂长要带他们干一番事业,个个劲头十足。

他们起早贪黑,只用了三个月,就把厂房建了起来,设备也买了回来。张国禄给新的印刷厂取名叫青年印刷厂。张国禄向社领导表态,老印刷厂的客户他们一个也不争,他要到矿务局以外的单位去揽业务。在整个县城,各单位都知道张国禄的为人和业务能力,不久,青年印刷厂接到的业务就多了起来,新买的4台机器连夜干,有时活都干不完。新印刷厂一下子解决了青年的就业问题。到了第二年,青年印刷厂的纯利润就超过了报社印刷厂。

1987年,矿务局改制时,报社把青年印刷厂合并进了国营印刷厂,张国禄才得以真正退休。他把青年印刷厂交给报社时,账面上已经攒下了20多万元。在那个年代,这也是不小的数目了。

一生讲奉献,全家紧紧围着党

在北票矿务局,张国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在整个县城,他也是一个名人。可是,单位一直没有给他分过房子。

说起来这事,很多人不相信。以前,单位只要空出了房子,张国禄都要紧着职工先分,固定工有房了,集体工也有房了,他却一直没有。不是他不够格,而是他从来没去争取过。一直到1989年,小儿子单位出售商品房,张国禄帮着出钱买了一套小户型,一家人才算是有了房。提起这件事,小儿子心中还有些不平,可张国禄从来没觉得自己亏了。他笑着说:“有住的地方就行,啥叫大呀小呀的。党已经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,知足才能常乐。”

张国禄一辈子对党的感情有多深,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。他的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、孙女、外孙子等,全家加在一起十几个党员。这个党员大家庭每年聚会,固定下来的科目就是张国禄要给全家党员开会上党课。

他一直对晚辈们讲,对党一定要忠诚,对国一定要尽忠,对长辈一定要尽孝,对下一代一定要尽心。这已经成了张家的家规,每当他提起这些时,晚辈们都能接着他的话头说出来。甚至他的孙子结婚时,请他登台致词,他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地讲的也是这番话,让所有嘉宾们着实为这个老党员感动。

张国禄的小儿媳妇王淑英是当年青年印刷厂的职工。他看到这个女青年聪明能干,心地善良,没事了就和她聊家常,讲共产党的先进性,让王淑英慢慢地对党有了正确认识,后来主动加入了党组织。张国禄的晚年生活一直由王淑英照顾,全家人对王淑英也十分满意,可是张国禄心中埋了个秘密。他培养王淑英入党,也有替张家考虑的私心:张家娶媳妇找女婿,是不是党员也是一个条件呢。

以前日子清贫,张国禄从来不过生日。70岁那年(老人出生在解放前,年龄一直按照虚岁计算),他决定过生日,可是让家人意外的是,他郑重地把自己的生日改在了7月1日。他说,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新中国,没有新中国,就没有现在的好生活。党的生日就是自己以后的生日,而且是10年过一次。从70岁到100岁,他一共过了4次生日,每次定制的生日蛋糕上,写的字都是“与党一起同庆”。张国禄老人不仅用过生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感情,还自费订了几种党报党刊,每天坚持读书看报,对国家的大事更是时刻关心。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灾难,他都会给子女打电话要求捐款捐物献爱心。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,张国禄焦急地等了两天,也没等到社区组织募捐,就主动找到慈善机构捐了钱。但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,又买了6件新棉袄寄到了灾区,这样他才觉得心里舒坦了。

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贡献,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精彩。不论名气与贡献大小,每一个煤炭人都在为这项事业增砖添瓦。就像张国禄,他的身上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,但他身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可以折射出他对国家、对党的深深热爱。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百岁老人,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成长与强大。在风雨历程中,虽遭遇过不公正待遇,但是他矢志不渝对党的忠诚。他也曾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挫折,但他一直坚信,小人物的命运紧紧地和国家连在一起,什么样的坎坷都可以越过。

如今,张国禄身体健朗,每天上下午进行一公里的慢行健身,喜欢和邻居老友们聚在一起聊天。他常常感叹:“我们的国家,发展得真是太好了。”虽已近百岁高龄,张国禄老人的表达非常清晰,他坚定着自己的信念:跟着共产党,一生都没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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